檢察官就起訴犯罪事實，若無法「指出其證明之方法」時，應如何處理？

按最高法院 91 年度第 4 次刑事庭會議曾於第一點指出：「此『指出其證明之方法』，應包括指出調查途徑，與待證事實之關聯及證據之證明力等事項。」然就檢察官未能指出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之證明方法時，法院應如何進行審理？如何認定事實？是否應依職權主動調查對被告不利之證據？加以進一步之闡釋，以致我國司法實務上常發生法官置無罪推定原則於不顧，積極主動調查對被告不利證據之荒謬情形。

所幸，最高法院於100 年度第 4 次刑事庭通過決議，將91年4月30日91年度第4次刑事庭會議「刑事訴訟法第161條、第163條修正後相關問題之決議」第一點補充修正為：「此『指出其證明之方法』，應包括指出調查途徑，與待證事實之關聯及證據之證明力等事項。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，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，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，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，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，為無罪之判決。」旨在扭轉現行實務運作之現狀，實值吾人肯定之，更希望所有法官均時時秉持無罪推定之心態審案，莫以被告前科累累、容貌猥瑣就草草根據卷內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之資料推斷犯罪，方足以落實人權保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