警方及檢察官於偵查中僅空泛訊問是否涉嫌販賣毒品，故被告並未自白，嗣被告若於審判中自白，是否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？

按「犯第4條至第8條、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，供出毒品來源，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，減輕或免除其刑。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，減輕其刑。」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第17條著有明定。從而，原則上被告應分別於偵查程序及審判程序自白，始可減請其刑。惟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692號判決指出：「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第17條第2項規定：『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，減輕其刑。』係為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、悔過，並期訴訟經濟、節約司法資源而設。一般而言，固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行自白，始有適用，缺一不可。但所謂『自白』，係指被告（或犯罪嫌疑人）承認自己全部或主要犯罪事實之謂。其承認犯罪事實之方式，並不以出於主動為必要，即或經由偵、審機關之推究訊問而被動承認，亦屬自白。此與『自首』須於尚未發覺犯人之前，主動向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或機關陳述其犯罪事實，進而接受裁判者不同。又訊問被告應先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。罪名經告知後，認為應變更者，應再告知；訊問被告，應與以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；如有辯明，應命就其始末連續陳述；其陳述有利之事實者，應命其指出證明之方法。《刑事訴訟法》第95條第1款、第96條分別定有明文。而上開規定，依同法第100條之2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，準用之。從而，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於製作警詢筆錄時，就該犯罪事實未曾詢問；檢察官於起訴前亦未就該犯罪事實進行偵訊，形同未曾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罪名，即逕依其他證據資料提起公訴，致使被告無從於警詢及偵查中辯明犯罪嫌疑，甚或自白，以期獲得減刑寬典處遇之機會，難謂非違反上開程序規定，剝奪被告之訴訟防禦權，違背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；於此情形，倘認被告於嗣後之審判中自白，仍不得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，顯非事理之平，自與法律規範之目的齟齬，亦不符合《憲法》第16條保障之基本訴訟權。故而，在承辦員警未行警詢及檢察官疏未偵訊，即行結案、起訴之特別狀況，祇要審判中自白，應仍有上揭減刑寬典之適用，俾符合該條項規定之規範目的」。是以，在上開警方及檢察官未予偵訊即結案起訴之情形，只要被告於審判中自白，即有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，對被告權益之保障，深具意義。

另以筆者承辦臺灣高等法院判決為例，該判決認定：「警察或檢察官均未就被告ooo被訴61件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之具體時間、地點、販賣毒品數量、價格等具體犯行內容詢問或訊問被告ooo，而僅係就證人…所陳述與被告ooo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之分工模式詢問被告ooo，或僅就證人…所述販賣第三級毒品之起迄時間（包括未據起訴之101年3月至101年6月在內）訊問被告ooo，甚至僅空泛詢問被告ooo有無聘請證人…幫忙擔任車手販送第三級毒品等…，依前開說明，自難認被告ooo係在確知所涉各別具體犯罪嫌疑之前提下，本於自身利害決定而於偵查中否認犯罪，依前開說明，應認被告於嗣後本院審判中自白被訴61件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，仍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，並依法先遞加後減之。」。可見如警方或檢察官於偵查中僅「空泛訊問」，並未就具體時間、地點、販賣毒品數量、價格等詢問或訊問被告，難以期待被告自白犯行，應有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，進一步地保障了被告之權益，值得吾人肯定。

由於毒品傷身害人，若願坦承犯行，對個人及社會均屬有益，由上開法院判決觀之，已儘量擴大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範圍，來鼓勵被告自白犯行，減少司法資源之浪費，對真正有心改過遷善之被告甚為有利，建議參考運用之，以保權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