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許多案件的追訴審判中，我們常會看到共犯或證人為了證明所述實在，自行針對他人錄音或錄影，以求還原事實真相。但對於此私人錄音或錄影（私人取證）之結果，遭錄音或錄影之人常質疑此屬於非法取得之證據，而有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，到底實務上如何認定？實有究明之必要。
對此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182號判決認定：「私人錄音、錄影之行為，雖應受刑法第315條之1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9條第3款之規範，但其錄音、錄影所取得之證據，則無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。蓋我國刑事訴訟程序法（包括通訊保障及監察法）中關於取證程序或其他有關偵查之法定程序，均係以國家機關在進行犯罪偵查為拘束對象，對於私人自行取證之法定程序並未明文。私人就其因犯罪而被害之情事，除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19條之1至第219條之8有關證據保全規定，聲請由國家機關以強制處分措施取證以資保全外，其自行或委託他人從事類似任意偵查之錄音、錄影等取證之行為，既不涉及國家是否違法問題，則所取得之錄音、錄影等證物，如其內容具備任意性者，自可為證據。又私人將其所蒐取之證據交給國家作為追訴犯罪之證據使用，國家機關只是被動地接收或記錄所通報即將或已然形成之犯罪活動，並未涉及挑唆亦無參與支配犯罪，該私人顯非國家機關手足之延伸，是以國家機關據此所進行之後續偵查作為，自具其正當性與必要性。而法院於審判中對於私人之錄音、錄影等證物，以適當之設備，顯示其聲音、影像，乃係出於刑事訴訟法第165條之1第2項規定之法律授權，符合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，至於利用電話通話或兩人間之對（面）談並非屬於秘密通訊自由與隱私權等基本權利之核心領域，故國家就探知其談話內容所發生干預基本權利之手段（即法院實施之勘驗）與所欲達成實現國家刑罰權之公益目的（即證明犯罪），兩相權衡，國家公權力對此之干預，尚無違比例原則，法院自得利用該勘驗結果（筆錄），以作為證據資料使用。」
可見最高法院認為私人取證並非國家機關以強制處分措施取證，只是被動地接收或記錄所通報即將或已然形成之犯罪活動，不涉及挑唆亦無參與支配犯罪，只要依法定方式勘驗，即可作為證據資料使用，而無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，值得吾人做為訴訟答辯之參考，謹此與各位讀者分享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