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院如何判斷報導之媒體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？如果媒體已經查證，並盡平衡報導之義務，是否可以免責？

按針對如何之報導情形，媒體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疑問，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曾指出：「惟言論自由旨在實現自我、溝通意見、追求真理，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；名譽則在維護人性尊嚴與人格自由發展，二者均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，二者發生衝突時，對於行為人之刑事責任，現行法制之調和機制係建立在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『真實不罰』及第三百十一條『合理評論』之規定，及五０九號解釋所創設合理查證義務的憲法基準之上，至於行為人之民事責任，民法並未規定如何調和名譽保護及言論自由，固仍應適用侵權行為一般原則及五０九號解釋創設之合理查證義務外，上述刑法阻卻違法規定，亦應得類推適用。

詳言之，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，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，前者具有可證明性，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，無所謂真實與否。而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，惟刑法就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，該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規定『對於所誹謗之事，能證明其為真實者，不罰。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，不在此限』；同法第三百十一條第三款規定，以善意發表言論，對於可受公評之事，而為適當之評論者，亦在不罰之列。蓋不問事實之有無，概行處罰，其箝制言論之自由，及妨害社會，可謂至極。凡與公共利益有關之真實事項，如亦不得宣佈，基於保護個人名譽，不免過當，而於社會之利害，未嘗慮及。故參酌損益，乃規定誹謗之事具真實性者，不罰。但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，不在此限。又保護名譽，應有相當之限制，否則箝束言論，足為社會之害，故以善意發表言論，就可受公評之事，而適當之評論者，不問事之真偽，概不予處罰。上述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之情形，於民事上亦然。是有關上述不罰之規定，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。

亦即，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，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，如能證明其為真實，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，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，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；或言論屬意見表達，如係善意發表，對於可受公評之事，而為適當之評論者，不問事之真偽，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，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。又陳述之事實如與公共利益相關，因新聞媒體非如司法機關具有調查真實之權限，就新聞報導之形成過程而言，新聞報導之真實，實為主客觀交互辯證之真實，並非如鏡真實的反應客觀，如其須證明報導與客觀事實相符，始得免責，無異課與媒體於報導之前，須調查真實之義務，對於言論自由不免過於箝束，是於報導當時，如其內容係未經新聞組織本身的不當控制，消息來源無刻意偏向，議題發展的新聞情境未受到不當因素扭曲，所形成之新聞報導即屬真實，縱嗣後經證明與客觀事實未完全相符，亦不影響報導內容應屬真實之認定。又公眾人物較容易經由大眾傳播媒體發表意見，足以影響公共事務及政策，於社會規制上具有作用，尤以國會立法委員代表人員參與國家公共政策之形成，對於事務議題所為價值判斷均應以人民之價值偏好為本，其言行縱涉入私領域亦難謂與公益無關，是其當以最大容忍，接受新聞媒體之檢視，以隨時供人民為價值取捨。…系爭報導，既非憑空捏造，又引述被上訴人及Ａ女之說詞，另設顯著標題並以一定篇幅報導，可否仍謂上訴人未為平衡報導或非有相當理由確信其報導為真實？原審未詳為斟酌，逕為不利上訴人之認定，自嫌率斷。」可見媒體報導時，如未片面取材，刻意為偏向之報導或扭曲，且業經查證，非憑空捏造，已為平衡報導，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，即可免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反之，若未平衡報導，刻意扭曲事實，或雖經查證，但查證後並無相當理由可確信為真實者，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另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上字第880號判決曾闡釋：「所謂平衡報導，係指對於公共利益相關之議題，予正反或意見不同之雙方公平、相同機會的報導，使各方意見得以表達而平衡傳播，使大眾基於理性做自我合理判斷，以增進民主社會知性、理性多元性之進步。故報導內容與事實真相有背離之虞，甚或在真相如何尚未清楚時，必須讓報導所涉之關係人，有機會澄清，表達意見，為平衡報導。基此對於有爭議事件，應明示消息來源，同時報導各方不同說詞及觀點，力求平衡，免於偏頗。如新聞媒體已盡其平衡報導義務，即難認有侵害他人名譽之可歸責性。」是故，如果媒體並不清楚事實真相，又未提供報導所涉及之關係人澄清及表達意見之機會，自屬未盡平衡報導之義務，參酌上開分析，恐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可能。以筆者承辦案件為例，媒體報導如未讓牽涉其中之關係人澄清或表達意見，僅根據一方之爆料即率爾報導，恐難認已盡平衡報導之義務，牽涉其中之關係人如認為名譽因報導而受損，應有出面請求主張之空間，謹此提供有疑問之讀者參考。